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,陈列着一台石印机,李梦常经常去看它,仿佛看望一个“旧相识”。

  “我的父亲李炳文,当年用这台石印机给红军印刷过布告。”家住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、75岁的遵义市工商局退休干部李梦常说。

  1935年,李炳文23岁,刚结婚不久,在现在的遵义市红花岗区新华路重百商场附近租房开了一家石印社,取名“李记”石印社。当年,红军路过遵义城,因为国民党的虚假宣传,很多商铺关门躲避。李炳文觉得自己的石印社是借钱租房开的,店面很小,应该不会有问题。所以1月红军到遵义时,李炳文照常开门营业。

  当时,红军需要印刷大量的宣传品,只有“李记”石印社开着门,于是,红军把要印刷的内容送到李炳文这里,其中最重要的是《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》。

  “红军战士给我父亲做工作,说红军是人民的军队,还嘱咐说这些资料非常重要,一定要保密,更要保存好,我父亲答应了。”李梦常说。

  红军将李炳文印刷好的布告四处张贴,布告上盖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大红印章。

  由于红军第一次离开遵义时走得匆忙,有十几张重要资料放在李炳文店里没来得及带走。红军离开遵义后,国民党军队立即展开大清查,要求老百姓上交红军在遵义时留下的物品,包括纸币、印刷品等,如果不主动上交,一律按“通共匪”的罪名论处。李炳文给红军印刷过东西,自然成为国民党重点清查的对象。

  石印社的后面就是李炳文夫妇住的屋子,国民党来店里清查,屋子里李梦常的母亲余惠芳听见了,心里又害怕又担心,因为资料还保存在家里,就藏在她陪嫁的一只帽桶里。

  “我母亲急中生智,把陪嫁的另一个帽桶里的米倒在装有资料的帽桶里,国民党进屋搜查时没有发现,他们这才逃过一劫。”李梦常说。红军第二次来遵义时,李炳文夫妇主动联系红军,把遗留的资料交还给红军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遵义会议纪念馆成立,李炳文店内的石印机作为藏品陈列在纪念馆里。“李记”石印社后改名为“文风”石印社,一直开到1956年。而当年余惠芳藏资料的那个帽桶,李梦常至今还珍藏着。

  “在我幼时记忆里,我的父亲在这台石印机旁边忙碌,现在我的子孙辈会去遵义会议纪念馆,瞻仰这台石印机,和它合影。”李梦常说,父辈做的事,是这个家庭永远的骄傲。

  来源:新华社